憤慨與力量

編者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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憤慨與力量

香港郵政局員工會 執委 湯偉良

　　執筆時消息傳來政府公佈失業率又再回升，繼而地鐵公司又來一次大規模的離職計劃，受影響的有八百多員工；另外資助機構如從事教育、醫護社福等行業之中下層員工，都要面對裁員減薪之苦，累及無數家庭，要為生計陷入徬徨。再加上近期持續有酒樓倒閉，銀行業重組後的裁員浪潮，建築業的不景導致追討欠薪行動無日無之，數萬畢業學生變雙失青年等問題，更使整個香港進入萬般愁霧的境況；還有我們公務員，去年七月和資助機構員工共四萬多人上街遊行，抗議政府立法減薪，現更成為「解決財赤」的開刀對象，可見政府在政策上仍一意孤行，獨行獨斷，漠視民生，面臨民怨四面楚歌，經濟束手無策的局面。

我們為甚麼要上街？

　　公務員既是服務市民的公僕，也應標誌著一個良好政府的形象，與政府及市民的微妙關係，又何止單單是僱傭關係呢？但以今時今日的情況，我們眼看政府無論在經濟民生、勞工就業、教育醫療等等政策上的所謂「改革」，在在�m與普羅市民實際所需背道而馳；對外實行官商勾結，肥商瘦民，壓抑工資，對內的不斷將工種外判化、私有化和商品化，藉以製造商機利潤給予財團，而罔顧對市民的服務和利益，致令民怨載道。然而我們身為政府人員的一份子，無論職位的高低，都有感於愛恨之切，痛心疾首；既對政府施政失望，本身又飽受政府「改革」的打壓，惶恐度日，再而被強行「立法減薪」，給冠上「市民公敵」「社會負纍」的帽子，致使不滿情緒終演變成上街抗議，目的是對政府作出控訴和警告，而非單單止於減薪的淺薄範疇之間。

我們應有的社會責任

　　雖然我們和資助機構的員工，都以服務市民為依歸，政府透過我們的工作，將應有的基本服務和承擔提供予社會，而使我們的工作受到社會的肯定和認受；若然政府只顧降低成本，以經濟效益和在商言商的角度去看，繼用財政負擔予以衡量，最終我們的工作價值觀和社會認同性，�m會變得蕩然無存。試想想：一個建築工程師，在設計時的取向是一個快樂家園還是要賺取最大利潤吧。一個長者照顧員，工作於照顧長期患病的長者，對政府而言又何來利潤？難道老人家們要自我毀滅，好讓政府能裁去照顧員的職位嗎？故此，我們除自我增值，適應轉變外，也應確認和保護本身工作在社會上的價值觀和作用，免受價值觀的改變而被淘汰。其次，在我們的權益和薪酬方面，正如多位學者和議員所言，公務員的薪酬，正為本港勞工設立一個薪酬指標，亦確切反映勞工階級薪酬的合理需求，誠為本港受薪階層抗拒減薪的一幢堡壘。為免公營機構及私營機商互相仿效減薪裁員，使我們普羅大眾受害，我們數年來所發動的遊行抗爭，都牽動整個社會打工仔女的權益和生活保障，承擔著社會上良知和公義的責任。

我們的力量在這��

　　幾年來我們公務員面對政府的體制改革、資源增值、公務員新文化、甚至「誰搶走了我的芝士」等等洗禮後，試問大家到頭來領略到甚麼呢？我們工作沒有安穩，生活愈來愈沒有保障，常為將來而擔憂重重，究竟我們的社會出了甚麼問題？政府到底想要我們怎樣？其實除政府的政策方針失誤外，一股觸目驚心的新思維----全球一體化，已直捲撲來，在貪得無厭的資本利潤下，導致我們低下階層的生活日趨貧困，這點實需關注；所以，在政府欺壓我們基本權益，官商勾結剝削勞苦大眾血汗的內憂外患情況下，唯有團結我們公僕和打工仔女彼此的力量。雖然去年的集會遊行未能阻止「立法」，但大家亦能深深體會到團結的精神，顯示出集體談判的無比力量，假以時日，「集體談判」將成為勞工階級一把鋒利的寶劍，保衛我們在社會上應有的權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