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玉桂的無限旅情

求知慾的作弄

　　桂姐喜歡低調做人，害怕鎂光燈的注視，自言最適合在背後默默耕耘，卻當選了工會會長一職，真是出人意料。

　　這全拜她天生的求知慾「所賜」。

　　桂姐自小對周圍的資訊好敏感，時事節目、報紙報導……就連立案法團告示板上的通告，她通通都不錯過。每次寄到學校的教協報，她例必詳細翻閱，有次讀到一篇討論「一筆過撥款政策」的文章，才知道校工書記的薪酬可能從此與公務員脫勾，心裡滿是疑問和擔憂。她不假思索，決定前去出席由教協和職工盟合辦的研討會。會後，她隨即報名加入工作小組，協助組織反對薪酬脫勾的請願行動，期間更出席各個大小會議。她所知的事情愈多，便愈不能保持沉默，愈是「違背」了想低調一點的初衷。

　　「資訊對一個人好重要，除非我乜都唔知，愈知得多，就愈係忍唔住要出聲！」這便是了，是她的求知慾「出賣」了她。

另一角度看私營化

　　桂姐本來在製衣廠工作了十年，後來為了方便照顧孩子，才轉行從事時間較穩定的學校書記工作，轉眼間又過了十多個年頭。現時學校的工作環境大不如前，特別在一筆過撥款通過後，有關工時、工資及工作安排的爭議在業內此起彼落。

　　但最令桂姐觸動的，不關乎這些，而是人際關係的轉變。「從前校長不會用老板式關係對待員工，不會強調上司下屬的關係，大家明白只是崗位不同而已。」桂姐說，校內的管理方法趨向公司化，使同事之間的關係變了質：「大家關係變得自我保護，時常都執著一些錯處，是互相監視，而非互相提點，久而久之全沒感情地去工作。」

　　大家每天相見，卻來去匆匆，擦身而過，這種關係令人逐漸遺忘互相體諒和包容的價值。桂姐從對人的基本關懷出發，讓我們重新思考私營化的問題：「將工作外判出去，同工不會有歸屬感，不會去問不明白的事情，一切照指示去做便可。將來不要期望有人會關心學校。」管理者儘管可能贏得效率和服從性，卻失掉了同事對這個地方、這份工作的投入感。

修復的關係

　　無論在何地，桂姐都想將被破壞的關係修復過來，重新拉近人與人之間的距離。桂姐是天主教徒，熱衷於教會的活動。她參加了教會的聖詠團，發現大家又是那麼來去匆匆，連隔離位的教友也很陌生，心中感覺十分古怪；她於是建議舉辦一些活動，探訪老人、弱智兒童等弱勢社群，漸漸教友之間的溝通多了，關係也密切起來。

　　加入工會後，她很快便看到自己要努力的方向。從前校工對書記有疑心，認為他們是管方的代言人。在她的遊說下，6個校工中已經有5個加入工會。剩下的1位雖然沒有入會，當有問題發生時卻是第一個致電工會查詢。今天，行內工友似乎已認識到：工會是一個可供申訴的渠道。

　　但桂姐不滿足於此：「好些工友被解僱後才找工會，跟校方的關係已破裂到無可修補的地步。」她希望，總會有這麼一天，工會不單只在勞資關係上「修修補補」，工會可以像「橋」一樣，讓我們通往一個更富人情味的平等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