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對最低工資批評的批評
蔡建誠
社會經濟政策研究所
經過工會及其他民間團體多年來的爭取，及媒體對「可恥工資」個案的揭發後，行政長官終於宣佈向所有政府部門發出行政指引，規定政府承辦商須以不低於統計處調查收集的薪金中位數僱用非技術工人。由於新指引並未有法律約束力，並且只局限於政府的外判服務，團體表示將繼續爭取全港性最低工資的立法。
隨之而來的，卻是在各大報章上排山倒海般反對政府這項「最低工資」的文章。例如一份暢銷報章的社論和評論文章連日來便不斷重覆主張：市場工資反映員工的生產力，在自由市場僱主相互競爭招聘下，工人根本不可能被「剝削」，反而最低工資將使低技術工人被高技術者取代，失業率在引入最低工資後必然大幅上升云云。
坊間批評流於「空談」
那麼，最低工資會否「大幅」推高「低技術」工人的失業率？先以論者最常提到的青年失業問題為例，英國的全國最低工資法於1999年4月1日起實施，但18歲至24歲的年青人失業率卻由1998年第四季的12.1%下降至去年第四季的10.0%。學者David
Card 及 Alan
Krueger分析美國加州的個案資料，發現加州1988年七月提高最低工資後，與其他美國州份比較，青少年的工資上升10%，就業率反而上升12%，此項研究已成為勞動經濟學的經典。
此外，根據英國低工資委員會﹝Low Pay
Commission﹞本年三月發表的資料顯示，少數族裔和殘疾人士這兩個一向最飽受低工資困擾的組別，自該國最低工資實施以來，就業率均有輕微的增加。
當然，重溫個別的個案研究結果，不單是由於教科書式的靜態分析忽略最低工資對宏觀經濟的正面作用─例如工人的購買力改善能帶動各行業的職位增長。Card
及
Krueger的研究引來學者的激烈辯論，但對後人最大的啟發在於指出不少「自由市場」鼓吹者往往只是從抽象的公式出發，未必經得起事實的考驗，卻不願意反省充滿局限的主流理論假定。例如該兩位學者對新澤西州、賓夕凡尼亞州及德薩斯州快餐業的研究便發現，低工資的勞動市場往往是買家市場，僱主很大程度主導著工資的制訂，適度地提高法定最低工資不但不會對就業構成負面影響，反而可能因為工資的提高，減低企業的職位空缺與員工流失。
勞資權力懸殊 工資一再下滑
香港不少時下的所謂「經濟評論」，包括本港一些經濟學者和其他作家的通俗經濟文章，往往只是執著一個教科書式的「標準」「自由市場」模型，便抽離地進行演繹推論，除了訴諸流行「常識」外，對具體環境的分析卻付之闕如，對現實市場中一些決定報酬而個人又不能控制的結構性因素──特別是所擁有的權力多寡──完全忽﹝漠﹞視。
近年本港的一些社會研究經已指出，九十年代香港的勞動市場已分裂為核心與邊陲的二元化勞動市場。「非工業化」形成的結構性失業固然打碎了前製造業勞工的飯碗，泡沫經濟爆破後的大量失業再拉拔僱主的優勢地位，政府的外判政策和資方的經營策略又使僱傭關係愈趨彈性化，使流入服務業的低學歷工人的職業保障和工作條件每況愈下，「入職」也不再必然是「脫貧」的踏腳石。
在低工資勞動市場裏頭，勞資雙方權力嚴重失衡，造成資方有大量壓低工人工資的空間，所謂「收入反映個人的技術水平或生產力」的理論遠離基層民眾的生活經驗。立法最低工資正正是為了抗衡資方的市場優勢，減少部份無良僱主的剝削，促使所得由資本向貧苦勞工較為公正地再分配。
當全世界已有近八十個國家確認最低工資國際公約及設立不同模式的最低工資制度，難道香港人不能堅持一點點起碼的道德標準，仍要任由無形之手製造可恥的工資水平？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