職工盟成立:從八九民運到九七主權移交

十字路口上的自主工運

中英聯合聲明簽署後,香港鐵定於1997年7月1日移交中國,中央開始進行基本法的起草及諮詢工作。在勞工界基本法諮詢委員會的選舉中,勞工界原本協商了7人名單,但在選舉前夕,劉千石卻被親中工會集團踢出名單,反映了中國政府在香港勞工界「排除異己」的統戰策略。工委會積極介入工潮事件,組織獨立工會及推動社會民主化,與當時強調「安定繁榮、反對加快民主步伐」的工聯會形成鮮明的對比。

1988年,工會教育中心在香港舉辦了「國際行業秘書處與香港獨立工會運動研討會」,討論如何發展香港的獨立工運,亦有提及自主工會要準備面對中共統戰及邊緣化的策略。會上通過的決議案提到「在九七前的過渡期間,香港之獨立工會無可避免地與目前社會之政治化過程扯上關係」,「除非香港獨立工會能為目前之政治發展建立一套共同的策略及目標,並盡快聯合起來,否則將會被既得利益集團逐一撃破,同時亦會因為力量簿弱而難於抵拒吸納,破壞了工人的利益。」會議通過成立工作小組,負責計劃一些共同工作,包括共同的教育發展策略,以達致建立一個團結獨立的工會統籌中心。


1996年,工盟在街頭籌款「建」會址,終於97年8月建成入伙。

職工盟的誕生

及至1989年,北京發生學生爭取民主、反對貪污的運動,工人也組成工人自治聯會聲援學生,基督教工業委員會積極聲援學生及北京工自聯,工委會幹事李卓人更帶同港人的捐款到北京,一度遭中共扣查。八九民運終以中國政府血腥鎮壓收場,大量學生及工人領袖被通緝及判監,事件令港人憂慮九七回歸後,自由及人權將面臨大倒退。因此,自主工會期望可在九七回歸前建立更堅實的陣營,八九民運直接加速了彼此結盟的過程。

1989年職工盟的籌委會成立,至1990年9月29日正式宣佈成立,由25個成員會發起,代表會員九萬七千人。職工盟的首屆執行委員會由劉千石任主席,教協司徒華任秘書長,香港郵政局員工會蕭賢英任司庫。職工盟成立時提出了四點方向:,

  1. 壯大工會力量,爭取勞工權益;
  2. 維護基本人權,促進全面民主;
  3. 站於基層利益,參與社會事務;
  4. 團結世界工人,加強國際合作;

踏入九十年代,港英政府為了光榮撤退大力推動「玫瑰園計劃」,興建新機場輸入大量外地勞工,但玫瑰園最後卻變成剝削廉價勞工的血汗工場。職工盟先後介入泰國及大陸等多宗外勞工潮,揭露中介公司猶如吸血鬼,政府從未作出監管。

玫瑰園的外勞工潮

1995年11月,青衣機鐵工程地盤約300名福建外勞爆發罷工,抗議僱主聯同勞務公司剋扣工人工資,為大陸外勞爭取權益的工潮揭開序幕。參與罷工的外勞阿平表示,他花了六萬五千元人民幣才申請到香港。他付給勞務公司的錢都是借回來的,年息三分。來港前,勞務公司對阿平說,每月連加班費有一萬元左右,且交通、吃喝全由僱主負責,但這全是騙人的謊話。阿平來港後發現,每月工資被剋扣至只得四千五百元,扣除交通及吃喝,所餘無幾。

勞務公司收取高昂中介費,更派人在地盤看管工人,還扣起工人的身份証,有工人形容這「簡直就像在勞改」。部份參加罷工的外勞遭到勞務公司恐嚇,職工盟便組織外勞前往新華社請願,要求中方確保國內勞務公司不會阻撓工人追討及秋後算賬。及後,職工盟連同外勞到勞工處與僱主代表談判,資方答應發還被剋扣的工資,及按國家規定收取勞務費。

福建外勞取回應得工資後,職工盟未有就此停步,繼續到了東涌、小濠灣等地盤派發單張,甚至晚上偷進機場的員工宿舍、餐廳接觸工人,鼓勵他們爭取應得工資。來自中國大陸的外勞抗爭一浪接一浪,期間職工盟曾協助約3000名外勞取回公道。

經濟轉型下的工人哀歌

九七回歸前,經濟狀況有如紙醉金迷,地產、金融經濟日益泡沫化,製造業卻自八十年代開始大量北移,數十萬工人要面對經濟轉型的困苦。但很諷刺地,正當大量工人需要轉業,政府卻在回歸前以勞工短缺、工資上漲為理由,分批輸入約四萬多外地勞工。政府為了回應工會停輸外勞的訴求,於是向外勞僱主徵稅,成立再培訓基金。再培訓條例在1992年10月在立法局通過,政府首次注資三億元。

職工盟培訓中心成立於1994年,最初提供語文及電腦技能學習,及後1998年經濟下滑,失業率屢創新高,培訓中心開始提供全日制的就業掛勾課程,並輔以就業轉介及輔導服務。透過這些服務,職工盟接觸到的每一位學員都是活生生的,一位又一位被經濟轉型排除在外的工友。他們很多在轉業過程中屢遇挫折,但仍然掙扎求存,努力學習。

再培訓學員陳蝶梅的遭遇,便反映了很多中年轉業工人的困境。陳女士十多年來從事製衣業,老闆將工廠搬回大陸後失業,自覺沒有其他技能,本想留在家中照顧小孩。但九十年代政府輸入外勞,令她的丈夫開工不足,收入大減,陳女士又要開始重投社會。陳蝶梅曾分享自己的經歷:「我參加了再培訓計劃,經過多次見工,亦受著年齡及性別歧視,最後找到一份擔任寫字樓的工作,滿以為可以擺脫經濟困境,但好景不常,九七回歸後發生金融風暴,首當其衝又是我們這班既無學識又無競爭力人士……」

工人要擺脫就業困境,不能單靠技能培訓,更重要是組織起來爭取政策改變。

因此,職工盟不單提供培訓,亦透過課程令工人認識工會,了解自己權益。以往很多工人有勞資糾紛才想到找工會幫手,培訓中心卻提供了寶貴機會,讓職工盟可主動接觸及組織工人。香港家務助理總工會和物業管理及保安職工總會便是以職業培訓作為基礎,招募及組織學員加入,逐步發展起來的工會組織。

私人法案:勞工立法的新武器

職工盟成立之初,亦是港英政府在撤離前逐步開放更多直選議席的時期,主席劉千石於1991年便代表工委會參選立法會並順利當選。後來,劉千石於1995年因不滿政府在長服金修訂案「輸打贏要」,憤然辭去議員職位,由當年時任總幹事李卓人補上。

1995年彭定康引入新九組,以職業劃分功能組別,全港打工仔女突然多了一票,職工盟、民主黨及街工組成「民主職工大聯盟」參選新九組,參選名單共有六人,其中職工盟派出三名候選人出戰「製造界」、「運輸及通訊界」及「公共、社會及個人服務界」。結果名單中有四人當選,但除李卓人外,職工盟另外兩位參選人葉國勳及蕭賢英卻未能取勝。

回歸後基本法規定涉及政府政策,就要政府批准才可提出,等同廢除了私人法案的武功。但回歸前,港英政府只限制議員不能提出涉及公帑開支的法案。由於彭定康方案的改革,令民主派在立法會內佔過半數,有機會以私人法案的方式,迫使政府修改勞工法例。1995至1997年,職工盟充份利用這個政治機會,提出了十六項改革勞工法例的倡  議,並成功迫使政府對部份建議主動作出讓步,包括將產假及病假薪酬由三份二增至五份四及在僱傭條例中新增「終止僱傭金」條款。

不過,針對工會權利所提出的保障建議,政府卻拒絕讓步,職工盟唯有以私人法案與殖民地政府正面交鋒。

職工盟成立早期曾介入的大型工潮,均顯示商界普遍不尊重工會地位,更傾向以排斥或打壓手段來對付工會成員。

電話公司工潮及國泰罷工

職工盟成立不久,即介入香港電話的工潮。1991年3月底,公司在未有跟工會協商及諮詢之下,單方面宣佈重組架構,大規模裁員1100人,引發工潮。香港電話有限公司職員協會發起遊行及集合,約3000人參加,並質疑聯席協商委員會不代表勞方。1991年8月,重組後的香港電訊,更無視跟香港大東電報局職員會已簽訂的集體談判協議,單方面改僱傭制度安排,引發爭議。

另一次大規模工潮是發生於1993年的國泰罷工。1992年12月22日,三名發起工業行動的機倉服務員被無理解僱,觸發員工不滿。逾3000名國泰空服員於1993年1月,發動為期17日的罷工行動,要求改善工作待遇。期間過千人到港督府外靜坐,通宵留守。及後資方接受加人手及改善工作環境的要求,但不願意將被解僱的工會分子復職。1月29日,立法局罕有地通過決議,要求港督會同行政局仲裁介入事件,並成立調查委員會處理,工潮至此結束。

集體談判權 得而復失


97年6月李卓人於立法會提出《集體談判權條例》獲通過,但回歸後旋即被董建華廢法。李卓人絕食五天以示抗議。

鑑於香港欠缺工會權利保障,李卓人進入立法局後,隨即部署提出改革工會權利的私人法案。其中最主要就是《僱員代表權、諮詢權及集體談判權》條例草案,分別規定資方承認工會代表會員處理申訴的地位,諮詢認可工會(代表企業內逾15%僱員)僱傭條件改動的意見,及跟認可工會(獲企業內過半僱員授權)磋商僱傭條件,簽署集體協議文件。至於另一些改動,主要涉及刪除「職工會條例」的不合理條款,包括廢除不容許註冊跨行業工會及經費用於政治用途等限制,以體現工會的自主性。

97年6月,立法局破天荒地通過由李卓人提交的集體談判權條例私人法案,可惜回歸後即被工商界視為首要拔除的眼中釘。來自商界的首任特首董建華上任後約兩星期,即凍結實施有關法例,及後更在同年10月29日,由不具民意授權的臨時立法會將之廢除。李卓人為此發起絕食120小時以示抗議,喚起市民大眾及國際社會關注;職工盟亦正式向「國際勞工組織」(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sation)投訴特區政府公然違反《國際勞工公約》。

國際勞工組織經調查後,對於特區政府的廢法行為表示遺憾,並促請盡快作出糾正。

不過,部份涉及《職工會條例》的改動未被廢除,例如當年取消了對工會聯合組織登記註冊的限制,至今仍然有效。 

政權才剛移交,旋即發生粗暴踐踏工會權利的廢法事件,預示著回歸後工人面對商人治港的新局面,前路充滿艱險和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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