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間社會的覺醒:從反新自由主義到反廿三條立法

共渡時艱,還是危機轉嫁?

九七回歸以後,相比起新勞工法例被廢除,發生於1998年的亞洲金融風暴,對勞工階層帶來的震撼,有過之而無不及。隨著亞洲地區經濟泡沫爆破,香港的經濟迅速陷入衰退,銀行收緊借貸,企業倒閉及裁員加劇,失業率由1998年起持續上升,至2003年達到8.7%。

財團及企業應對金融危機的方法,便是將危機轉嫁至工人身上,包括推出減人手、減薪、減福利等「瘦身」措施,令勞資關係惡化及衝突增加。例如1998年9月,香港電訊在盈利過百億元之下,提出員工減薪一成,工會發動3000員工集會,迫使資方撤回方案;香港飛機工程公司一年內減薪四次,觸發員工罷工三日進行抗爭。在這段時期,「共渡時艱」成為僱主及政府的口頭蟬,職工盟就以「反對危機轉嫁」作為抗衡。1998年10月1日,職工盟舉行「反失業、抗減薪、促對話」集會遊行,提倡以社會對話來解決問題。

在這段時期,工會有如「救火隊」,很多工人權益受到損害,都會主動聯絡職工盟,尋求協助。但在抗爭過程中,職工盟期望不僅為工人解決燃眉之急,而是協助他們組織起來爭取長遠保障。這段時間透過介入工潮成立的工會,包括樂依文科技有限公司職工會、東方海外貨櫃司機工會、七海化工(集團)有限公司職工會、電視製作及廣播業職工會、城巴職工會、及CSX環球貨櫃碼頭公司職工會等。但部份新成立工會,由於面對僱員流失或公司結業等問題,無以為繼;部份則選擇由企業工會轉型為行業工會,繼續發展。

政府外判時薪七蚊

金融風暴以後,低薪工人工資急速下滑,社會貧富懸殊日趨嚴重。按統計資料,28萬最貧窮工人平均工資從1997年的4900元減少至2003年的3900元。除了私營機構外,即使政府外判工人也面對超低薪剝削。2001年便有報紙揭發,食環署外判工人嚴伯,每日工作14小時,時薪只得7元,收入低至連板間房也住不起,只好在廁所內留宿。政府以公帑將服務外判出去,最後竟成奸商剝削工人的溫床,引發輿論嘩然。

物業管理及保安職工總會當年便以政府部門作為優先爭取對象,終於2004年成功打開了缺口,迫使當年董建華政府引入工資保障指引,規定政府外判工人工資不得低於市場同類工種的工資中位數。

其後,工會的爭取對象轉移至大學及資助機構。工會就五所大學的工資水平進行調查,揭露低薪剝削,並與校內的學生組織聯合爭取,所用口號是「良知及社會責任不可外判」,最後科大及理大等院校亦相繼將工資提升。

2010年最低工資成功立法,這個成果亦是經由爭取政府部門、大學及資助機構保障低薪員工的成功經驗,令最低工資得到較廣泛認同累積而成。

假改革 真剝削

政府在財政赤字的陰霾下,肆意借用「新自由主義」的詞藻,推行所謂「公營服務改革」。回歸前,公務員被吹捧為穩定社會的功臣,但回歸後經濟環境逆轉,公務員就立即被疚病為欠缺效率及彈性。政府企圖以此合理化擴大外判及公司化,大量推行合約制聘用模式,背後無非是要減少對公共服務的承擔。

1999年起,政府推行改革公務員體制計劃,改制重點是將永久聘用制改為合約制及臨時工,並大力推行公營部門的外判及私有化。1999年政府決定擴大外判房署服務,30多個房署工會成立「房屋署工會大聯盟」反對有關建議。1999年9月,職工盟協辦了反對政府「假改革、真剝削」集會遊行,兩萬多公務員參與。2002年5月,政府強行通過立法削減公務員薪酬。2002年7月「職工盟公務員及資助機構委員會」參與公務員工會聯合會發起的「反立法(減薪)、要協商」大遊行,共三萬五千人參加。公務員發動的遊行人數眾多,便成為自1989年以來香港最大規模的上街示威。

此外,政府曾委託顧問公司進行研究,建議將多個部門進行公司化及私有化。有關建議遭到部門及職系工會的強烈反對,經過勞方的連番抗爭,最後才迫使政府擱置水務署及測繪處的公司化方案。2005年房委會旗下的停車場及商場的資產被私有化,以領匯為名招股及上市。雖然有居民曾以司法覆核挑戰政府決定,可惜未能扭轉乾坤。

一筆過撥款:社會福利及教育大變質

除了向公務員體系開刀,政府自2000年在資助機構推行一筆過撥款以來,亦令社福利及教育漸漸變質。在社福界,1999年社署開始要社會福利機構在2000年到2003年間「資源增值」5%。2000年3月,職工盟全力參與和支持「捍衛社會福利大聯盟」,發起抗議社署推行一筆過撥款政策,反對政府以增加機構用錢彈性為名,將撥款封頂,讓政府可以推卸對社會福利的責任。

政府推出一筆過撥款之後,對學校的基層職工也帶來影響。中小學校內的校工及書記的薪酬職級,從此與公務員體制脫勾。很多學校為了「縮皮」,乘機將工作外判出去,或大幅削減校工書記人工。學校書記呂玉桂對此很反感,促使她踏上籌組工會之路。桂姐批評新政策不僅使薪酬條件降低,更令校內管理趨向公司化:「從前校長不會用老闆式的關係對待員工,不會強調上司與下屬的關係,大家明白只是崗位不同而已」,她從人的基本關懷出發,憂慮私營化令人與人之間的關係變質,「工作外判出去,同工不會有歸屬感,不會去問不明白的事情,一切照指示去做便可,將來不要期望有人去關心學校。」

經歷金融風暴,薪金及福利被大幅削減,2003年又遭逢沙士掀起的裁員及無薪假風潮,工人處境更是雪上加霜。社會普遍不滿政府及財團的新自由主義政策,董建華政府在此時更推出侵害人權及自由的廿三條立法建議,對管治集團累積的不滿隨即轉化成大規模的群眾運動。當時職工盟及一眾屬會也站在保障勞工權利及人權的角度,堅決反對廿三條立法。

反廿三條立法 人民力量不可欺


2003年七一大遊行

2003年初,職工盟積極參與籌組「民間人權陣線」,是該聯盟的核心成員之一。4月,職工盟社會事務委員會對廿三條立法發表意見書,並呼籲屬會以一人一票方式反對立法,與支持立法的工聯會形成強烈對比。5月23日,社委會舉行「基本法23條」研討會,與其他團體不同,討論時更聚焦惡法對於組織工會、工業行動及支持國內獨立工人抗爭的影響。在7月1日「反對23、還政於民」大遊行中,職工盟參與了各項具體工作,動員大約6000名會員參與,包括130名擔任糾察的屬會骨幹。秘書長李卓人作為當天遊行的持牌人,並在立法會提出動議,高調呼籲市民參與遊行。

當日遊行人數多達五十萬人,寫下了歷史的新一頁,最後一批遊行人士抵達政府總部已經是晚上九時。

很多曾參與遊行的工人及市民,自覺不能回到從前,決心走出冷漠和無奈。

這次遊行的意義,已經遠遠超越反對廿三條立法,正如大會的聲明提到:「我們愛香港、愛這裡的每一個人;因此,我們更有責任為未來以及下一代努力爭取。在不民主的政治制度下,我們當前的工作,是緊守崗位,凝聚力量,壯大民間社會,繼續抗衡專制橫蠻的政權!」

職工盟更在當天派發宣傳單張,呼籲市民在7月9日的立法會會議上「圍堵立法會」。在投票前夕,面對民眾的強大呼聲,建制派陣營內部出現分裂,部份成員陣前倒戈,董建華眼見大勢已去,於是自動撤回23條立法草案。七一大遊行是公民社會一次重大的政治覺醒,不單迫使政府撤回惡法,更令董建華黯然下台。自此每年的回歸日都成為香港工人及市民爭取民主的行動日,風雨無阻,從不間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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