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尊嚴及權利而戰:從爭取經濟民主到政治民主

擔得起鐵枝 擔唔起頭家

經歷了金融風暴以後的經濟低潮,香港經濟從2004年開始逐步走出低谷。2004至2006年間,香港的人均生產總值分別錄得平均超過5%增長。2006年人均生產總值更達到21.55萬元的高位,突破了1997年創下的紀錄。失業率亦由2003年高位下降至2006年4.8%。財團及企業恢復可觀盈利,但工人的薪金及福利條件卻未見回復以往水平,反之,隨著經濟增長而來的是高通脹壓力,令工人生活質素進一步倒退。由於加薪期望與實質調整出現強大反差,一些工人便相繼組織工業行動爭取加薪。

2007年紮鐵工人打響了罷工爭取加薪的第一槍。九七回歸前,紮鐵工人的薪金已有日薪1200元,每日標準工時8小時。其後經歷了亞洲金融風暴,香港經濟陷入低潮,工程數量大幅減少,一小撮不良紮鐵商人乘勢而起,專門以壓低工資來奪得投票合約,大地產商亦樂見其成,因而造就了他們壟斷整個行業的狀況。紮鐵工人工資卻每況愈下,至2007年時已跌至日薪只得500至600元,而工時卻每日增加至8個半至9小時。即使經濟開始復甦,地產市道暢旺如前,但紮鐵工人的工作條件卻未見好轉。

一位紮鐵工人曾作以下詩句,反映工人不斷付出汗水,卻未能養家的苦況:

血肉築成新廣廈

汗水要將鐵溶化

雙肩能負千鈞重

最難維持四口家

2007年7月勞資談判破裂之後,隸屬於工聯會的紮鐵工會呼籲工人自行決定是否開工,又公然指責職工盟煽動工人搞事。但抺黑言論未有令工人卻步,反而激起更多工人參加罷工行動,高峰期約3000人。罷工最後持續了36日,紮鐵工人憑著無比的鬥志及拼勁,終爭取到日薪增至860元及8小時工作制度。

有份領導是次罷工的黃惠民表示:「經濟好的時候,我地再不團結起來,紮鐵工人就無機會翻身,所以觸發大家齊心,因為不停比人壓榨,不停要接受沒有尊嚴的生活工頭,同埋管理人員的對待,令大家好難堪。」

罷工之後,黃惠民及其他工友成立了「紮鐵業團結工會」,定期會與商會談判薪酬調整,2008年至2014年間平均每年加薪10%,在建築行內一枝獨秀,反映工人團結帶來的改變。

至2008年7、8月間,在飲品行業出現了另一波加薪浪潮。維他奶、屈臣氏及雀巢運輸工人,先後因為爭取調整薪金及佣金發起罷工。三宗罷工都迅速迫使資方讓步,成功取得加薪,而且三間公司都在罷工後成立了工會。

大衛決戰歌利亞:碼頭工潮


碼頭工潮爆發:在貨櫃之間遊行

2009年爆發金融海嘯,工人改善待遇的氣勢受挫,期間工會也忙於介入抵抗僱主侵權的勞資糾紛。及至2013年碼頭工潮爆發,掀起了一場比之前更受本地及國際關注的大規模罷工。

與紮鐵工潮一樣,碼頭工人同樣是面對大財團以外判形式的剝削。外判公司背後的大老闆是國際貨櫃碼頭(HIT),是由擁有百佳、豐澤和屈臣氏等跨國業務的和黃集團持有,大股東是全球華人首富李嘉誠。國際貨櫃碼頭聘用了3000人,其中約1000人是直屬工人,另約2000人是外判工人,他們的待遇也是天淵之別。直屬吊機操作員每日工作6至8小時,其中有1小時休息,每月平均收入19000至20000元。至於外判吊機操作員每日工作12小時,而且不可以落地休息,連去廁所也不能,每月平均只有13000至14000元。

至於裝卸員及橋邊理貨員,則情況更為惡劣,一更最少工作24小時,有些人更會直踩,連續工作24、甚至72小時。工人工資於1996年被削減以後,即使經濟好轉也未有回升,2013年的工資水平比起1995年也不如。工人文學作家岑文勁曾這樣形容工人處境:

「眾多外判商的貨櫃碼頭有如一座金字塔,工人永遠是金字塔的底下階層,一層一層的外判商撈得盆滿鉢滿,他們坐享工人日與夜付出的血汗……坐享經濟繁榮的塔尖,以為這是他個人的炫耀?!......但不能!吊機要停止運作,鏟車要罷開!工潮一觸即發!」

碼頭工人要挑戰全球華人首富李嘉誠,有如大衛對決巨人歌利亞,幸好工人不是孤軍作戰。碼頭罷工取得了社會廣泛的支持,職工盟成立的罷工基金一個月內籌得890萬元,最大筆的捐款是10萬元,其餘都是一點一滴累積而成,以支持工人罷工期間的生計。罷工期間,碼頭業職工會在碼頭大閘外搭起帳篷及紮營,接受外間聲援及捐助物資,建成了一條匯集社運及工運人士的「碼頭村」。及後,部份碼頭工人更移師中環長江中心外駐紮,直接向財團的權力核心施加壓力。罷工獲得社會極大迴響,除了同情工人被剝削的處境,更是出於市民對大財團壟斷衣食住行的普遍不滿,與工人同仇敵愾。罷工基金幫補約600名碼頭工人的生計,令罷工得以持續40日,成功取得加薪9.8%的成果。

除了爭取加人工,罷工亦要求資方承認工會的談判地位,及建立勞資協商機制。但資方願意加人工,卻堅拒承認工會的談判地位,反映香港財團不願放棄享受慣了的特權,更不欲看見工會坐大。

下一站 全面立法最低工資

社會財富分配不平等,低薪工人要分享經濟成果,更是難上加難。在職貧窮問題持續惡化,政府外判及資助機構訂立的工資指引只保障約數萬員工,但數以十萬計受僱於私營企業的低薪工人,仍然沒有任何著落。

很多基層工人每日胼手胝足,收入也不足以餬口養家。工資太低緣故,低薪工人唯有不斷延長工時,以換取更多收入。

清潔工人陳國東的家庭便是一例。阿東除了正職一份,放工後再到酒樓「倒餿水」,兩份工合計每日要做足十六個半鐘,星期日還到郵局當兼職,而阿東的太太同樣要每日做兩份工,夫妻兩人合共做四份半工,才能勉強維持一家六口的生計。

阿東慨嘆:「長時間在外在工作,未能盡父母責任照顧子女,奈何做一份工卻養不起一頭家!」


民間爭取最低工資聯盟:絕食30行動

2006年職工盟與一眾民間團體組成「民間爭取最低工資聯盟」,期望可匯聚各方力量。最低工資聯盟成立以後,其中一個很重要的策略便是發動成員團體進行一連串密集式的傳媒攻勢,不斷揭露低薪工人苦況,及無良財團壓抑工人薪金的真面目。例如2006年8月,同一個月內,分別針對九巴時薪8.3元,及肯德基15元的發現進行抗議。2006年9月中旬,最低工資聯盟更發起了「絕食30小時行動」,希望透過是次行動突出時薪不低於30元的方案。社會訴求最低工資立法的聲音日益高漲,不同界別有代表性的人物亦紛紛表態支持。當年天主教主教陳日君便曾引用教廷的「社會訓導」,支持基層工人應享有足夠養家的「家庭工資」。

2010年曾蔭權終宣佈同意立法最低工資,法例於2011年5月1日生效,時薪最初28元。最低工資實施,標誌著回歸以後爭取勞工立法最重要的勝利。最低工資一役後,職工盟即以立法標準工時作為下一階段的爭取目標。繼任的特首梁振英競選時,政綱中曾承諾「推動標準工時立法」,但上任後面對各大商會聯合反對,遲遲不肯兌現政綱。梁振英於2013年成立標準工時委員會,但卻沒有明言以立法作為方針,期間委員會曾拋出「合約工時」方案,建議被輿論狠批只是將長工時剝削合理化,完全無助於僱員取得工作與生活的合理平衡。

「無良僱主不能橫行無忌!」 首兩宗歧視工會定罪


工會的尊嚴:清潔工與工會控告老闆歧視工會勝訴

無良僱主為了打散工人的爭取行動,最想首先去除工會這口眼中釘,令工人失去背後的靠山。無獨有偶,2004年先後發生兩宗工會歧視案件,英航工會主席吳敏兒因接受記者訪問而收到警告信,及4名清潔服務業職工會的成員因帶領工人追討假期錢,遭新世界集團旗下的惠康清潔公司解僱。遭迫害的工會成員不但未有退縮,反而決心討回公道,挺身而出指控資方歧視工會。

兩宗個案的僱主在法庭上均被裁定罪成,成為香港首兩宗罪成的歧視工會案例。其中一位被解僱的清潔工人代表岑植萍表示,縱然面對解僱後果,「我仍然要追討公司,因為這些無良僱主總不能橫行無忌!」

外籍及本地家務工同坐一條船

在港工作的外籍家務工約30萬人,主要來自菲律賓、泰國及印尼等地方,她們的處境其實與本地工人沒有兩樣。在2003年香港經濟低潮時,她們被政府單方面減薪400元,變相要為僱主支付新增的外傭稅;但到經濟復甦以後,人工未見起色,繼2004年凍薪,2005年工資只調升50元,被工會評為侮辱的增幅。外籍家務工一直要求取消外傭稅及回復以往工資水平,在職工盟協助下,更向「國際勞工組織」作出投訴。但要到2013年,政府才願意正式取消外傭稅政策。

2008年,當特首曾蔭權宣佈為最低工資設立跨行業法例時,已傳出消息不會包括外籍家庭傭工。政府官員解釋,外籍家務工人受入境處最低許可工資保障,所以不用納入法定最低工資保障。但外傭工會反駁,最低許可工資只是由政府一手操縱的行政指令,過往亦曾粗暴減薪,多年來工資調整亦追不上生活指數,所以工人已信心盡失。審議最低工資條例時,職工盟立法會議員李卓人曾於議會內提出修訂,容許以月薪計算最低工資,可惜只得九位議員支持而遭否決。

不論強徵外傭稅及最低工資排斥外籍家務工,均顯示政府歧視外勞的勞工政策。在港工作的外籍家務工固然未受公平對待,即使本地家務工的就業也面對很多不合理歧視。例如家務助理沒有強積金、職業病不受保障,及因兼職工每星期工時少於18小時而不受勞工法例保護。

家務工屬於非正規經濟行業,不論外地或本地,大家同坐一條船,遂決定團結起來壯大力量。2009年11月,本地家務工工會及其餘五個外籍家務工工會舉辦「家務工團結日營」,正式通過籌備成立家務工聯合會。2010年11月21日,來自五個國籍的六個家務工工會組成「亞洲家務工工會聯會」(Hong Kong Federation of Asian Domestic Workers Union)。此乃全球首個跨國籍家務工聯會,是家務工組織發展的里程碑。

全球化下的香港反外判浪潮


2005年韓農來港抗議世貿,剛柔並濟的行動手法,成為了香港社會運動的老師。

香港政府一直奉行「不干預主義」及「小政府、大市場」的思維,當然跟世貿所推動的新自由主義不謀而合。自九十年代未期開始,政府部門(包括房屋署、食環署及康文署等)已不斷將工序外判予私人公司,造成勞工市場充斥大量低薪職位。政府不斷外判及私有化公共服務,擴大以市場邏輯運作的領域,最終得益者只是那些在全球自由流動,追逐暴利的跨國企業。說穿了,全球化並非什麼科技結果或經濟規律,本質上其實是「財團推動的全球化」(Corporate-driven globalization)。

2005年12月舉行世界貿易組織(簡稱世貿)第六次部長級會議,引發本地工運及社運團體關注自由貿易帶來的影響。香港在1995年世貿成立時,已經是始創成員國之一。1996年,香港便簽訂了《服務業貿易總協定》,同意開放電訊及銀行等服務業,造成後來電訊業割喉式競爭,以及大量裁員事件。九七回歸前,港府更簽署了《政府採購協議》,採購物資及工程需要全球招標,造成由外地輸入的預製件泛濫、本地職位大量流失的惡果。

自由貿易協議與香港工人生活息息相關,職工盟希望藉回應在港舉行的世貿部長級會議,引發更多關注及討論。此外,很多受世貿協議影響的農民及工人團體,屆時會到香港組織抗議行動,因此職工盟便聯合民間團體成立「民間監察世貿聯盟」,與全球來自不同地方的團體協調及向他們提供支援。其中,最觸目的是逾1000名來港示威的南韓農民,他們示威期間表現了「剛柔並濟」的力量,既有悲情的「三跪一拜」儀式,亦能發動有組織的衝撃行動,更一度成功突破警方的防線。會場外示威者群情洶湧,會場內各國部長亦要為各自利益盤算,結果世貿會議閉幕時未能達成任何協議。

在新自由主義思想的主導下,政府外判服務的企圖卻從未止息。其中康文署外判泳池的計劃,便遇上拯溺員工會的反抗。2003年,康文署就曾計劃將八個公眾泳池的管理外判,因工會威脅在國慶日發起工業行動,才迫使署方打消有關念頭。但至2005年,康文署再傳出消息,計劃外判大角咀新落成體育大樓的全部管理服務,其中包括泳池管理及拯溺工作。工會代表向傳媒指出,外判會令救生員的工作條件惡化,繼而影響服務質素,受害的將會是廣大泳客的生命安危。經過多次向署方反映意見及憂慮,署方仍然無動於衷,工會唯有於8月1日及8月19日兩度發起罷工行動。這次罷工雖未能令署方改變初衷,但已顯示了工會反外判的決心,促使政府放棄外判其他公眾泳池的服務。


2005年的捍衛公營服務、反外判遊行

政府部門反外判亦促使一些新工會的成立,醫管局2004年計劃外判洗衣房制服組工作,員工為反抗而成立了醫院管理局職工總會;海事處員工不滿署方不斷外判工作,令員工人心惶惶,成立政府僱員團結工會海事處職工聯盟分會,並於2009年年底發起集體請假行動;反外判浪潮更蔓延至紀律部隊,香港警務電訊技術人員工會不滿署方自2004年開始不斷將工序外判,於2010年2月發起集體請假行動,並前往位於灣仔的警察總部抗議。2013年11月,衛生署六間診所的二級工人,收到署方通知,表示他們的工作崗位將被私營承辦商取代,因此會將她們調職到其他部門,政府第一標準薪級員工總會收到員工求助後,立即介入事件,一星期內收集了員工、醫生及護士合共300多個簽名反對反判,成功煞停了計劃。

除公務員的抗爭以外,在這段時期,同樣受新自由主義衝撃的是社福界同工。社會服務隨著政府於2000年推行「一筆過撥款」,營運方式日漸趨向商業化,僱傭條件及服務質素同受影響。因社福界員工與公務員薪酬脫勾,其後不少機構被指責尅扣政府撥款及肥上瘦下,導致機構內部的勞資關係日趨緊張。2005年8月,社福界發起「保服務、衛尊嚴」大遊行,3000名同工上街表達不滿。2007年11月28日,社福界3000同工更罕有地集體罷工,抗議一筆過撥款制度導致薪酬下跌、資源短缺等問題,更不滿近年業內充斥同工不同酬的現象。

商業化管理模式逐漸蔓延至社會服務的其他領域,連大學教育也不能倖免。立法會於2003年通過了大學薪酬與公務員薪酬脫勾,結果種下了大學擅自削減員工薪酬的紛爭。2004年中文大學以政府削減撥款為由,提出非教學員工(包括清潔、園藝及保安)減薪三成,而教授及大學高層只需跟隨公務員兩年減薪6%。這是擺明欺負弱勢工人、肥上瘦下的做法。經過受影響員工聯同聲援同學多次抗議之後,校方終作出讓步,大幅調低原有的減薪幅度。此次事件更促成了「香港中文大學員工總會」的成立。2012年中大校方以「提升管理效益」為由,企圖悄悄地把全數七所圖書館的清潔服務外判,中大員工總會聯合多個校內學生組織強烈反對,最終迫使校方最終撤回決定。

另一宗改動薪酬的紛爭則發生於浸會大學。2005年12月底浸會大學突然向所有教員及職工發出薪酬改制通知,要所有人接受以後薪酬不再與公務員掛勾。有關通知限定7日內要回覆,若不簽署新制合約便會遭解僱。最後有六人不肯向強權妥協,拒簽新合約,稱「六君子事件」。由於六君子堅守立場毫不動搖,加上浸會大學職工會積極策劃聲援行動,最終迫使校方放棄解僱的決定。

民主雨傘四處飄揚


2014年雨傘運動前夕,工人在罷課大會上發言支持學生罷課。

為了爭取2017年實現普選行政長官,佔中三子於2013年發起「讓愛與和平佔領中環運動」,職工盟全力響應佔中運動及參與其後引發的雨傘運動,動員會員及工人大眾向中央和特區政府施壓。全國人大常委會於2014年8月31日公佈了2017年行政長官候選人提名辦法的規定,設下重重關卡,篩選不獲中共政權屬意的參選人士。這些規定包括:1) 由一個以財團及建制派團體壟斷,成員人數為1,200人的提名委員會掌握提名候選人的權力;2) 有意參選人士必須取得過半數提名委員的提名,才能成為候選人;3) 候選人數目限制為2至3人。

人大常委的決定,粗暴地扼殺了實現真普選的可能性,引起社會強烈反彈。香港專上學生聯會(簡稱學聯)為此發動全港大專同學罷課,反對人大8.31的決定,並於9月11日發表告全港市民書,內容提到「學生今天領頭罷課,展開不合作運動的第一波,就是要敲醒社會,我城的喪命鐘經已鳴奏!作為大專學生,繼續埋首課堂自樂於校園而漠視社會危機,絕對是妄顧社會的盼望,亦背棄香港公民社會責任。故此,學生亦必須暫且離開課堂,投入社會運動,逆轉香港厄運。」9月22日上萬大學學生齊集中文大學百萬大道,各院校代表分別上台發言,決志守護我城。

罷課後期,學聯及學民思潮將集會移師至政府總部,晚上集會後更號召參加者衝入及重奪被政府無理封鎖的公民廣場,部份學生領袖遭警方拘捕及扣留,從而引發更大規模的聲援行動。職工盟及逾二十個民間團體成員組成「支援學界全民抗命聯合陣線」,呼籲市民到政府總部位處的金鐘聲援學生。9月27日數萬市民到金鐘參與抗爭行動,突破警方防線,佔領金鐘的主要幹道,後來佔領區更蔓延至銅鑼灣及旺角。警方施放87枚催淚彈,激發了更多市民上街參與抗爭。

職工盟於9月28日晚,緊急通過於翌日發動全港大罷工,抗議政府暴力鎮壓民主運動。這是職工盟成立以來首次發動的政治性罷工,響應是次號召的工會包括教育專業人員協會、社會工作者總工會、太古飲料職工總會、碼頭業職工會及迪士尼樂園職工會等。太古飲料工會更於罷工當日早上,於廠房外聚集逾300名工會會員,即時召開緊急會員大會,結果三份二會員投票通過支持罷工的動議,充份體現了工會內部的民主決策。

香港的佔領運動受到國際傳媒的高度關注,尤其在運動的初期獲得廣泛報導。期間,有三十多個來自不同地區的工會或國際工會聯會組織,以聯署方式對雨傘運動作出聲援。其中,國際食品勞聯及瑞典飲食業工會更組織訪問團,親身來港到佔領區為雨傘運動打氣,展示出國際工人團結的可貴精神。

由11月底至12月中旬,警方於各個佔領區接連強行清場,抬走及拘捕留守至最後的示威人士。其後警方更高調「預約拘捕」不同政黨及團體的領袖人物,其中包括職工盟秘書長李卓人、副主席郭紹傑及總幹事蒙兆達,分別因參加、組織及煽動他人參與非法集結的罪名而被捕。

逾二十萬學生及市民明知抵觸法律,甘冒被拘捕及檢控的風險,參與了一場波瀾壯闊的公民抗命。雨傘運動儘管未能取得即時成果,但黃色的雨傘和絲帶四處飄揚,已將民主的種子散落到社會的不同角落。香港的民主運動,已邁進了自主抗命的新時代。特別是,歷時79日的佔領行動,喚醒了整整一代年青人,當權者已不可能再繼續舊有的管治模式。

不過,面對如此頑強的保守政權,可以預見,真普選短期內未必可實現,民眾有必要作好持續抗爭的心理準備。職工盟期望能將這股剛剛受到啟蒙的政治意識,轉化為推動職場民主化的組織力量,進一步擴大未來民主運動的群眾基礎。

上一章:民間社會的覺醒:從反新自由主義到反廿三條立法

結語:滴水可以穿石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