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抗爭中成長的香港工人

撰文:蒙兆達(職工盟總幹事)

 

碼頭罷工40日,有很多令人難忘的事情。我印象最深刻是以下一幕:在工人大會上,當大家獲悉資方提出加薪9.8%的方案,最關心的不是可否加多些工資,反而是資方是否願意跟工會簽訂協議?資方日後會否承認工會地位?我們時常討論如何提升工會意識,在這次抗爭之中,確實看到轉變正在出現。一位工人鼓勵大家說:「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碼頭罷工確是一場「尊嚴之戰」,因在工人心目中,這一仗不單是要爭取加人工,亦要令代表工人的工會獲得尊重。

 

「以往俾老闆呃得太多」
在工人大會上,很多碼頭工人都異口同聲說著同一番話,「我地以往俾老闆呃得太多」,所以今次一定要由工會出頭、今次一定要有協議文件......。「以往俾老闆呃得太多」,相信不單止是碼頭工人的心聲,而是反映了普遍香港工人內心的不滿。自從九七回歸以來,每逢遇上經濟低潮,不論是亞洲金融風暴、911恐襲、沙士疫症,工人一定首當其衝,被裁員減薪削福利;這美其名是「共渡時艱」,工人被勸說要耐心等待經濟好轉,屆時生活就會獲得改善。

但自2004年香港經濟已經逐步恢復增長,直至去年經濟生產總值增加40%,統計卻顯示同期工人所得薪金並無實質增加。大部份僱員發覺,縱使企業盈利恢復可觀增長,僱主不會自願跟勞方分享成果。被削減了的薪酬福利,一直未見回復以往水平。在今次碼頭工潮中,工人便曾作出強烈控訴,指薪金水平低於1995年水平,但同期的通脹累計增幅接近三成。

 

進取型的勞工抗爭
在這個社會脈絡之下,工會運動近年的發展型態亦開始出現了性質上的轉變。過往,加入工會的員工很多都屬「災難會員」。即是說,一般僱員要到遇上裁員、欠薪、削福利等事件,他們才會想到要搵工會求助。因此,以往的工潮多數屬「防守型」,性質較為被動,工人因資方的侵權行為才會組織起來。工潮的目的往往是要追討解僱後的補償,即使成功爭取,由於參與的僱員已離職,亦不會提升勞方在工作間的議價能力。

但隨著經濟環境轉變,僱員從生活經驗中逐漸認清了一個現實:經濟好轉不會令工人自然受惠,「勞資共濟」、「共度時艱」等言辭只是謊話。不平等的勞資關係,才是造成剝削的根本原因。勞工抗爭慢慢轉向主動出撃、謀求以集體力量扭轉劣勢。2007年持續三十六日的紮鐵大罷工,可說是新抗爭出現的分水嶺。當時紮鐵工人不滿回歸後工資不斷下降,經濟好景亦未見改善,唯有以罷工來爭取工資回復97年的水平。提出的訴求其實與碼頭工人極其相似。翌年,接連爆發維他奶、雀巢及屈臣氏運輸工人罷工,爭取調整佣金及底薪收入。以上罷工事件都是工人主動爭取改善工作環境,性質上有別於從前反抗僱主侵權的被動抗爭。近幾年類似的抗爭此起彼落,從未停息過。2012年,拯溺工會便威脅發起工業行動,成功爭取康文署承諾逐步增加人手。是次工潮迫使署方自2004年以來首次增聘人手。同年,國泰空中服務員工會亦因不滿資方單方面公佈加薪僅2%,於是發動會員及社會輿論聲援,成功爭取外站津貼及較合理的人手安排。

 

權利VS福利
經歷了近年多次勞工抗爭,愈來愈多工人意識到,爭取改善薪酬與工會權利其實不可分割。權力與金錢從來是一體兩面,這個道理資本家一早已知,只是工人很多都未有醒悟。商界財團不惜一切要保留小圈子選舉模式,就是要確保政府政策繼續偏向商家利益,延續各項對其有利的經濟特權。當年政權回歸,來自商界的首任特首董建華一上台,便聯同臨時立法會迅速廢除集體談判權法例,便是擔憂法例會令工人的力量抬頭,削弱資方在職場一直享有的話事權。

相反來說,很多工人只將眼光放在工資、假期、津貼、退休金等眼前福利,卻對於可以提升勞方力量的工會權利(如集體談判權及罷工權等)漠不關心,其實正中資本家下懷。工人沒有工會及工業行動作為後盾,根本就沒有實力去改善自身的福利條件,更遑論是要跟資方建立尊重及平等的關係。因此,國際勞工組織(ILO)才會將組織權、談判權及罷工權納入「核心勞工公約」,其重要性凌駕於其他規範各項福利條件的國際公約。

碼頭工潮期間,和黃集團一直高調指責職工盟及李卓人將工潮「政治化」。其實,從資方自己的行為正好反映,這場工潮絕對是階級政治的鬥爭。資方寧願多花數倍金錢,抵受罷工損失,打官司賣廣告,也不願加人工,已經明顯超越金錢的考慮。資方真正擔憂的,是增加工會的認受性,令工人權力得以坐大。所以,資方最後才會拋下一個加薪方案,卻堅持不會再重返談判桌,拒絕與工會達成任何協議。勞資雙方背後的支持者都很明白,這場戰役不論結果如何,都肯定會影響未來香港的階級關係。

記得前來聲援的美國工會朋友喊出了一句:「傷害我們其中一個,就是傷害我們全部人」(An injury to one is an injury to all)。這句話簡單地道出了工會最原初的精神。今次工潮已播下覺醒的種子,「尊重」、「尊嚴」都不是賜予的,要靠我們雙手團結爭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