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中惡法辣過廿三條 ,你肯定自己不會成為大陸「逃犯」?

近月政府藉詞引渡陳同佳案疑犯往台灣,試圖極速修訂《逃犯條例》,打開引渡港人回大陸受審的大門,掀起香港社會廣泛爭議,各國也紛紛表達關注。被評為「惡過廿三條」的《逃犯條例》修訂案,究竟對香港有何影響,我們又會否成為下個「逃犯」?

壓垮一國兩制的最後一根稻草

《逃犯條例》於港英政府末年通過,條文註明法例的適用範圍為「香港及香港以外地方(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任何其他部分除外)」,22年來一直相安無事。2018年2月,港人陳同佳涉嫌於台灣犯下命案,然後潛逃回港。2019年2月,香港政府藉詞處理陳同佳案及「堵塞漏洞」,宣佈提交修訂《逃犯條例》,公眾諮詢期僅得20日。

事件觸發民間強烈反彈,不僅逼使13萬人參加4月28日的民陣遊行,商界乃至部份建制派也公開表明擔憂。過去數月,民主派、法律界以及個別建制派,陸續提出不同替代方案,包括設立「落日條款」、以舊有附屬法例方式單次移交引渡陳同佳、擴大「域外法權」、「港人港審」、限制引渡國家必須實施《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但均被香港政府拒絕。

另一邊廂,台灣當局卻指出,台府在案發後已「用盡一切努力處理」,三度提出司法請求與會面要求,港府均沒有回應;特區政府反而捨易取難,將原本可單純處理的個案,「以複雜且受到高度質疑的修法方式來取代」。台灣當局表明,不會在《逃犯條例》修法前提下與港府協商,即使通過修例,也不會同意引渡陳同佳;甚至提出,港府無視人權爭議強行修法,一旦修例通過,勢將重演「李明哲事件」,屆時台府可能會向香港發出旅遊警告。

此外,各國政府也紛紛表達關注。德國外交部指出,修例將嚴重衝擊「一國兩制」,擔心外商包括德國商人在香港的營商環境會急劇轉壞。一旦修例通過,德國可能會取消與香港簽訂的移交逃犯協議。美國國務院也發表聲明,表示密切關注香港政府修例。美中經濟與安全審查委員會甚至發表研究報告,修訂對美國構成極大風險,可能違反《美國-香港政策法》。歐盟更加史無前例向特區政府發出「外交照會」,就「修例可能將在港人士送往中國大陸接受不公平審訊」,正式提出抗議。

由此可見,修例通過後,不但人權保障被侵蝕,令香港市民人人自危,更加會損害香港的國際地位,嚴重影響外資在港營商的信心。經歷連串釋法及DQ事件後,一國兩制已經搖搖欲墜。《逃犯條例》修訂,令港人隨時可能被送往大陸受審,不啻是壓垮一國兩制的最後一根稻草。

不理政治,也可能成為「逃犯」?

修訂《逃犯條例》引起重大爭議,歸根究柢在於大陸沒有公平審訊,中國當局更加不時以經濟犯罪控告政治犯。銅鑼灣書店事件的陰影仍未散去,港人當然擔心從此會被中共合法引渡,繼而令香港社會陷入白色恐怖。可是,千萬別以為只有參與政治的人才有政治風險。欲加之罪,何患無辭?大陸移民及頻繁來往中港兩地的港人,固然要擔心隨時被大陸羅織罪名,以至被脅迫執行政治任務;即使是不曾入境大陸的港人,由於「境外犯法」也會被中國當局檢控——例如台灣的李明哲便是因境外作出的網路言論而被入罪——也可能會被特區政府引渡至大陸受審。

根據統計署2011年公布的數字,約有17萬香港居民須到國內工作——這個數字尚未包括那些須長駐國內的香港人。中港兩地在司法制度及文化都存在頗大差異,香港人到國內工作往往因「國情」、營運需要,甚至市場競爭,在不情願乃至不知情下作出違反內地法規的行為。上至老闆,下至前線小職員,幾乎無可倖免。以下介紹幾種容易墮入法網的行業。

記者

不少香港新聞機構都有派記者到大陸採訪,包括豆腐渣工程、三聚氰胺奶粉,以及各地民眾的維權事件等。以國內的標準而言,這些報導都可能干犯洩露國家機密、間諜罪。過往,程翔、席揚等人就曾因在國內採訪,被大陸政府以相關罪名被檢控及監禁。

即使相關政治罪行在香港不屬於刑事罪,暫時不在引渡範圍。但中共往往會運用其他罪名打擊政治犯、良心犯,意圖掩飾政治檢控的真相。NOW 新聞台記者黃嘉瑜到四川欲採訪維權人士譚作人,就曾被當局以藏毒罪名上門搜查達四小時,再被迫交出部分錄影片段。內地南方日報記者胡亞柱及劉維安曝光韶關政法亂象,甚至被當地檢察院控以受賄罪呢!

除了前線記者,派員到國內採訪的駐港傳媒主管、編輯和採訪主任等,同樣有可能因干犯教唆記者犯法的罪名而被引渡到國內受審。

中港司機

中港貨車司機經常需要處理貨物通關、檢疫的工序。由國內開放至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公安局、海關人員向司機索款的問題普遍,司機支付「買路錢」是躲不開、避不了的指定動作。近十年,前線政府人員直接索款的手法,「進化」得更「聰明」,要求公司或司機用指定戶口過數,或用故意刁難的手法去製造收費的理由。

司機在路上總有機會遇到交通意外,若事故涉及人命,公司一般採取要車不要人的政策,為求力保公司財產,司機只能「自己顧自己」。一些跨境旅巴公司以往都發生不少類似個案,涉案司機無法得到公平審訊,加上沒有財力疏通就會被投進黑牢。這些個案當中,部份最後由家人想辦法用錢去疏通、但求達到減刑或提早釋放。

製造業

從事大陸設廠的企業僱員,都會了解「國情」以及「行規」——由申請經營牌照,到設廠過程涉及的租用/興建廠房、消防、環保、水、電、煤等過程,都須得到不同政府機關的許可。若不「使錢」,即使並非完全不能辦到,亦起碼會「望穿秋水」、「彈盡糧絕」。

此外,無論公司座落何地,當地政府領導往往都會以捐助地方建設為名,主動索款。要避免麻煩,要繼續生存,幾乎沒有人膽敢說不。「捐款人」實在無法考證這些「善款」到底是獻給國家建設,抑或流進官員的私人金庫而成為了賄款。

成功開始生產後,營運時都總會需要與稅務局、海關等政府單位接觸,通通都要「使錢」。此外,營商總會遇到各式各樣的糾紛,一旦鬧到司法機關或仲裁部門時,又少不免要開銷。連香港的建制派議員,都為這些行為辯護,說甚麼小額賄賂是國情,大額才是犯罪。至於何謂小額,何謂大額,恐怕連周永康、陳良宇等高官顯爵都無法界定,而須觀乎定於一尊的領導把龍門搬到哪個位置。

會計

以香港為基地的會計公司,透過CEPA協議進軍國內,一方面是商機處處,另一方面卻是陷阱重重,難免叫會計從業員提心吊膽。會計人員為公司記賬時,若營運地不在香港,就要依賴在內地的管理人員提供資料。惟對方若故意隱瞞,會計師隨時會被視為偽造賬目。此外,審計師在審計過程中一般乃抽樣檢查,若抽取樣本合格就會作出「無保留意見」,倘若最終揭出違規,審計師則可能被控告串謀詐騙。有些會計師為內地公司出任財務總監,但在香港遙距處理公司業務,難以百分百監察所有業務細節,倘有事故亦可被視為串謀詐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