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主工運的興起:六七暴動後工人的自發抗爭

六七暴動:工運發展的分水嶺

1963年,劉千石當年只得十六歲,他躲進一艘漁船從大陸偷渡到香港,從沒想過自己往後的人生會投身自主工運,更沒料到二十多年後會當上職工盟的創會主席。反右運動期間劉千石於國內就學,目睹過老師被綁起來批鬥,自己亦因家庭背景被視為「黑五類」,畢業後不能找到工作。他逃離了專制社會的政治環境,來到香港後卻又深刻體會到資本主義的剝削。劉千石第一份工作就是在荃灣的製衣廠裡做驗貨員,工資太低緣故,沒法吃得起早餐及充實的午飯,因此只能每三天裡,兩天吃飯,一天吃麵包。劉千石當時也認識很多非法童工,借用母親或姐姐的身份證來見工,每日做12小時,每星期工作7日,工資還要比他低很多。

工人普遍生活及工作條件十分惡劣,爭取改善訴求的工業行動此起彼落,但資本家慣以解僱的強硬手段對付「滋事分子」。當勞資衝突爆發,大批警方往往會奉召到場驅散工人及拘捕工會領袖。有警察在背後撐腰,無良資本家更是有恃無恐。勞工大眾積怨日深,終因新蒲崗膠花廠一宗勞資糾紛觸發六七暴動,形成廣泛的社會抗爭。不過,當年參與的工會均受政權操縱,特別是受到國內文化大革命影響,致使社會騷動發展至後期愈趨暴力化,甚至不惜傷害無辜,令普遍市民及工人對工會組織存有很大戒心。一些早於六十年代後期便成立的自主工會,例如創始於1968年的港九拯溺員工會,便標榜自己以謀取員工福利為優先,拒絕加入任何親中或親台陣營。但早年這些不結盟的工會只屬極少數。

六七暴動以後,親中工會遭受巨大打擊,工會領袖被流放、判監的不在少數,其後加上四人幫倒台中央政府調整了對港政策,親中工會路線轉趨溫和及低調;至於親台工會,亦隨著國民黨政策日益變得官僚化,漸漸與群眾疏離。面對這個處境,七十年代開始,愈來愈多工人繞過親中親台工會自發組織工業行動,爭取加薪及改善工作待遇。例如,大東紡織廠工人、海底隧道焊接工及中華電力公司工人等,都是不滿公司內的傳統工會未能反映訴求,轉而自發組織工業行動爭取改善待遇,獲得社會的同情及關注。

自主工運的萌芽階段

在這個時期,由於親中或親台工會已不能扮演工人階級的代表,工人遇上勞資糾紛變得孤立無助,為了填補這個空隙,一些勞工團體便相繼成立及投入服務。成立於1968年的基督教工業委員會(簡稱工委會)便在這個背景下成立。工委會在推動早期自主工運方面,發揮了重要影響,及後更過渡成為職工盟。

工委會附屬於「香港基督教協進會」,除了到教會宣傳工業福音外,亦出版《工人周報》。劉千石1971年加入工委會,最初便是與另一同事梁寶霖,一起擔任《工人周報》的記者,專門從打工仔女角度報導工潮及法庭個案。這些故事反映了殖民地政府的壓制,及親中親台工會的局限,引發打工仔女很大共鳴。

除出版「工人周報」以外,隨著1973年勞資審裁處正式成立,工委會亦協助工友上法庭,提供法律支援,分析個案的利與弊。此外,工委會透過工人小組及勞工教育中心,讓工友可以定期聚會,分享處境,長遠推動勞工權益教育。

進入八十年代,適逢工業北移導致工廠結業拖欠薪金情況十分普遍,工委會處理勞資糾紛的數量相當驚人。1985年工委會接獲7823宗勞資糾紛投訴,其中6100多宗是解僱、遣散及欠薪個案。工委會積極介入勞資糾紛,收到消息後會馬上到達現場組織工人,選出代表要求與資方談判。當年未有破產欠薪保障基金,老闆不出現時,工人不會就此散去,工委會便組織工人佔領工廠。曾在工委會任組織者的李卓人憶述:「當時執笠的廠很多,我的手法是組織工人阻止老闆運貨走,經常要通宵守貨,有幾單還有成500多人一起留守…….當時勞工處沒多介入勞資糾紛,有製衣廠執笠,老闆走佬,我們便將貨扣起,貨主前來有30萬現金提貨,即付錢,然後分給工人(抵償薪金)。」

勞工立法的黃金時期

除危機介入以外,工委會另一工作重點便是倡議勞工立法。七、八十年代可說是勞工法例改革的黃金時期。工委會整理及分析處理過的大量個案,從個案中進行系統性調查,充份利用媒體施加壓力,並串連其他民間團體成立聯席會議推動社會關注。訂立於1968年的《僱傭條例》早期內容十分簡陋,很多今天視為理所當然的保障,包括休息日、有薪產假、有薪病假、有薪年假及遣散費等,均是工委會及其他勞工團體從無到有,向政府持續施壓,一點一滴累積而來的成果。

此段時期勞工立法改革包括:

1970年  增訂休息日,但無薪金,無約束性;

1973年  設立勞資審裁處;    

1974年  制定遣散費;

1976年  僱員享有每星期休息1天的有薪休息日;

1978年  僱員享有7日有薪假期、有薪病假、婦女有薪分娩假、工傷補償法;

1983年  法定假日日數由10 日增加至11日;

1984年  遣散費由每服務滿一年可享二份一個月工資提高至三份二個月工資;

1985年  設立破產欠薪保障基金;

1986年  制定長服務務金

可是,面對殖民地政府不民主的政治體制,工委會逐漸發現爭取立法的改革進入了瓶頸,一些關鍵的勞工權利,如不公平解僱法及全民退休保障等,全部遭到政府否決。因此,勞工運動漸漸否定官方的「諮詢式民主」,進而要求真正讓工人可分享權力的民主選舉。及後,工委會及一些自主工會加入了民主政制促進聯委會,聯同其他民間團體一起爭取八八年直選立法局議席。

工會教育:香港自主工運的搖籃

發展至後期的工委會,亦開始思索以往工人小組方式的不足及局限。當時,很多社區團體都有成立工人小組,這些小組很倚賴社工,亦很倚靠附屬機構的資源,一旦社工離開便難以維持。此外,行業工人小組的成員大多來自不同廠房,較難集中力量監督企業行為。工委會看到,要突破強弱懸殊的勞資關係,就需由工人小組發展成工會組織,才有出路。

1982年,一次機緣巧合,工委會主任劉千石到歐洲開會途經新加坡,認識了國際食品勞聯(IUF)亞太區秘書馬偉濱,為工委會推動自主工運帶來新契機。當年正值中英就香港前途問題進行談判,馬偉濱期望可在這歷史時刻為香港工人帶來實質支持,於是跟工委會合作,在香港開展一個為期兩年的工會教育計劃。國際食品勞聯亦因此成為第一個與香港自主工運建立合作關係的國際工會組織。

1984年成立的工會教育中心,便是國際食品勞聯及工委會的首個合作項目,初期是支持飲食行業的工友成立工會,後來擴展至其他行業,主要目標是為獨立工會提供有關工運的教育培訓資源。工會教育中心希望在香港推動一種新的工運模式,就是工會內工人可參與決策,建立內部民主制度,定期開會報告工作及舉行學習培訓。

這種模式與香港傳統工會的組織模式有很大不同。後者是建基於人際關係、人情聯誼、物資幫助或福利,例如每年派發禮品給會員。當時擔任工會教育中心職員的鄧燕娥表示,初入行時有老行尊跟她說,工會組織者最重要是學會「一拿上手就知道臘腸多少斤」,而工會決策文化總是「由大佬話事」。因此,工會教育中心面對的最大挑戰,就是要改變既有對工會的理解及傳統觀念。

工會教育中心成立時共有14個自主工會擔當發起成員,當中不乏至今仍是職工盟屬會的工會,包括香港倉庫運輸物流員工協會、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政府土地及測量人員協會、香港郵政局員工會、香港社會工作者總工會、地下鐵路公司員工協會、香港交通運輸業職工聯合會等。後來工教中心更直接協助工人組織工會,例如太古汽水廠職工會及成衣製造業職工總會等。工會教育中心成為首個自主工會之間交流及學習的平台,為日後成立職工盟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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